释教中国化进程，便是释教不断融入中华文明、习惯中国社会的进程。藏传释教是释教中国化的产品。宗教中国化，这是中华文明为人类处理宗教抵触等难题所供给的前史才智。

  本栏目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例，探寻藏传释教中国化的进程，展示汉藏等各民族来往沟通融合的生动前史。

  在千年古都西安的城墙西北角，有一朵纯洁的“汉地雪莲”在静静敞开。它不是雪莲花，而是一座现存于陕西的仅有藏传释教寺院——广仁寺。

  1703年，康熙皇帝巡视西陲，为稳固多民族国家政权，御批在西北重镇西安修建一座藏传释教寺庙。

  康熙皇帝亲安闲西安城墙内西北角挑选一块高爽之地，由朝廷拨款修建，并赐名广仁寺，御意为“广布仁慈，广结善缘”。寺内的康熙《御制广仁寺碑》上，具体记载了康熙皇帝巡视陕西及敕建广仁寺的布景、意图、含义和通过。

  广仁寺的建成，大大便当了西路甘青后藏及南路川康前藏的经陕、晋入京，更成为历代、班禅和蒙藏贵族、大汗王爷等来往京城途中的“行宫”。西藏平和解放后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进京路过西安，就住在这里。

  作为一座藏传释教寺院，广仁寺在修建布局、形制、岩画、雕塑等艺术上体现出多元文明融合的特征。

  广仁寺坐北朝南，布局呈“卧龙之势”，自山门到后殿逐一下降，这种布局在寺院修建中很少见。寺院形制秉承了以佛殿为主、多院子排布的形式，与西安闻名的古刹大兴善寺相似。

  广仁寺全体修建为规范的华夏合院，但以蒙古族文明符号为装修，还兼有西藏寺院纹饰特色。飘荡的经幡，八浮屠、转经筒，庄重的千佛殿与汉地合院修建风格，构成共同的汉满蒙藏融合的修建文明景观。

  寺内影壁上画有《蒙人驭虎图》。这是一幅藏传释教传统的吉利图案，描绘出一位蒙古勇士用铁链牵着一头猛虎的场景，寓意为驱邪避害、请求吉利。图上刻有汉藏蒙等多种文字，展示出广仁寺是一个各民族文明互鉴融通的寺院。

  寺内财神殿山墙内侧还绘有《友善四瑞图》，描绘藏族民间传说中大象、山公、兔子和鸟四种瑞兽联合互助的场景，寄寓各民族联合友善、同心协力、平和静远的美好愿望。2023年12月，寺内新塑了一座《友善四瑞》雕塑，大象背脊蹲坐山公，山公头上蹲坐兔子，兔子背脊站立鹧鸪鸟，展示出中华民族独有“和”文明。

  寺内藏经阁中，藏有一部明正统五年(1440年)刊刻、清康熙四十五年(1706年)续刻刊印的《大藏经》，以及一部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所赐的北京版《藏文大藏经》。这部《藏文大藏经》，目录并排汉藏满蒙文字，归于清王室宫本，刻造、装帧精巧，扉画均为手艺制作，笔触细腻，反常宝贵。

  寺中还有慈禧太后御赐的楠木龙灯、《十相安闲图》、《六道轮回》唐卡岩画，以及文成公主送往大昭寺的强巴佛汉白玉石雕莲花宝座，康有为题写的“庄重佛土”匾额等等，每一物、每一景，背面都有着丰厚的故事与传说，见证着300多年来西北区域民族文明沟通以及民族联合的盛况。

  绿度母殿为广仁寺第二重大殿，面阔三间，为广仁寺主殿，主位供奉绿度母，西侧供奉文殊菩萨，东侧供奉普贤菩萨。大殿檐下悬挂康熙皇帝御笔“慈云西荫”匾额。

  在许多寺庙的大雄宝殿里，供奉着释迦牟尼佛，而广仁寺的大雄宝殿却供奉着绿度母，这尊绿度母由何而来？其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这就有必要说到千年前的文成公主。

  公元641年，为加强唐蕃友爱来往，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其时的吐蕃王松赞干布为妻。文成公主在吐蕃区域日子近四十年，将丝绸、瓷器、诗文、农书、佛经、史书、医典、历法及造纸术等带入吐蕃，促进了吐蕃经济、文明开展，为汉藏来往沟通融合作出了前史性奉献。《汉藏史集》《西藏王计算》《贤者喜宴》《吐蕃传》等均有记叙。

  文成公主逝世后，藏族同胞将其视为绿度母的化身，为其打造金身加以供奉，其金身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内。

  相传，吐蕃王松赞干布为向唐朝求亲，特派吐蕃使者噶尔东赞带着一尊用六公斤黄金造的绿度母像到长安，作为送给唐太宗的礼物。文成公主入藏时，将供在开元寺的国宝——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带到西藏。佛像被带走后，其莲花座空着。后来，唐太宗到开元寺，看到空着的莲花座，通过考虑，最终将绿度母像供在了莲花座上。

  广仁寺建成后，开元寺的这尊绿度母像以及巨光天母像、一髻天母像改供在广仁寺。因而，广仁寺成为“绿度母道场”。

  2006年，广仁寺安排和尚、居士等70余人，往复行程7000多公里，历时22天，从大昭寺将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、文成公主像的仿制像沿“唐蕃古道”请回西安。

  千百年来，文成公主成为维系汉藏友爱、促进汉藏文明沟通的代表性人物。而广仁寺，好像一朵雪莲花，绽放在关中大地。

  (作者简介：彭瑞花，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中心履行主任，教授。马照霞，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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